全民族抗戰爆發后為什么要堅持 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

在全民族抗日戰爭中，由于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和國共兩黨存在著兩條不同的抗戰路線，黨如何正確處理統一戰線中的統一和獨立、團結和斗爭的關系，成為對抗戰成敗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

將“抗日反蔣”政策調整為“逼蔣抗日”政策

從1935年夏天起，日本帝國主義以吞并華北的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5省為目的，制造了一系列的侵略事件，史稱“華北事變”。中華民族面臨更為嚴重的生存危機，整個華北危在旦夕。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開始調整自己的政策。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陜北的瓦窯堡召開擴大會議，著重批判了黨內存在的關門主義，針對形勢的變化，不失時機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瓦窯堡會議后，中共中央加緊了對張學良、楊虎城及其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爭取工作，并與之結成了“三位一體”的統戰關系，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首先在西北地區取得了成功。

1936年5月5日，毛澤東和朱德公開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公開放棄反蔣口號，實際上將“抗日反蔣”政策轉變為“逼蔣抗日”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致國民黨中央并轉全體國民黨黨員的信，倡議在抗日的大目標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

“逼蔣抗日”的方針無疑是正確的。蔣介石是國民黨最大的實力派，中國抗日如果沒有蔣介石集團的參加是難以想象的。特別是經過長征，雖然紅軍的骨干力量得以保存，但人數大減，三支主力紅軍會師前后，共產黨的生存發展也遇到了諸多的困難。如果沒有張學良、楊虎城的配合，對于頑固反共的蔣介石來說，要使其停止對紅軍的進攻，轉而同共產黨合作共同抗日還是有很大難度的。

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在苦苦勸諫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無效后，發動兵諫，扣押了蔣介石等人。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經過認真的研究，提出應抓住西安事變的有利時機，將局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轉變為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應張、楊的邀請，中共中央派遣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等前往西安，和張、楊一起同蔣介石及南京方面的代表談判。蔣介石終于承諾“停止剿共，聯紅（軍）抗日”，被迫接受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等六項條件，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從而結束了近十年的國共內戰，實現了中共中央“逼蔣抗日”的目標，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西安事變之所以發生并最終得以和平解決，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它不但促成了全國抗戰局面的形成，也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共產黨自身的處境和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西安事變后不久，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民族抗戰由此開始。全民族抗戰伊始，黨中央就指出，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陜北洛川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就國共關系指出：現在統一戰線正在成熟中，但國民黨還在限制和破壞我們，我們是繼續有原則地讓步，即保持黨和紅軍的獨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決裂的方針。張聞天在發言中提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失掉自己的立場，不要輕易相信人家。我們只是在抗戰問題上與人家聯合，而內部是有矛盾的。”

9月23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這個談話的發表，實際上是蔣介石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標志著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03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

國共合作局面正式形成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一再重申：應防止右的傾向，警惕右傾危險，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原則。

1937年11月底，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王明從蘇聯回到延安。他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把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活動限制在國民黨允許的范圍內，對洛川會議以來黨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許多正確觀點和政策提出批評。這些錯誤觀點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堅決抵制。1938年7月，共產國際領導人也明確表示，在中共中央內部應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王明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不應爭當領袖。

1938年9月至11月，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舉行。全會首次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毛澤東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和亟待解決的問題。”全會強調“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全會重申黨的紀律，即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

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毛澤東后來在黨的七大上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這次全會正確地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規定了黨在抗戰新階段的任務，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進行了全面的戰略規劃，基本上糾正了王明的右傾錯誤，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和步調，推動了各項工作的迅速發展。